CbD

”自然保护系统工程”(Conservation by Design,CbD)2.0


1996年,TNC在第一版的“自然保护系统工程”中形成了机构的愿景和以科学为基础的、注重协作的工作方法。我们希望使用“一套普遍适用的分析方法以指导员工和合作伙伴,识别具有保护需求的生物多样性,确定在哪里保护以及如何进行保护,并且评估有效性”。从那之后,自然保护系统工程提供了一套通用的语言和一致的方法,将全世界各个地方跨越了不同生态系统、文化习俗、地理区域和当地社区的保护努力统一和衔接起来。同时,它在制定能够推动政策、宣传以及慈善事业的更广泛的全球保护议程中也至关重要。2015发布的 “自然保护系统工程”(Conservation by Design,CbD)2.0 版扎根于我们过去取得的成绩,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方式和方法的更新,以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自然养育着我们。  密克罗尼西亚的渔民正在使用刺网捕鱼。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人和自然的命运都密不可分。 摄影:Nick Hall


我们认为只有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带来人与自然的共同繁荣。事实上,保护自然可以帮助人们去更好地解决社会和经济的挑战。良性循环的建立,需要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传统优势之上,加入工程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并广泛吸取不同性别、背景,文化和知识体系人群的经验和意见。“自然保护系统工程”2.0版将上述这些不断演进的观点归纳为三项原则。


认识到自然对于我们和它自身的重要价值,有利于自然保护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


自然不仅有其自身的价值,它对于人类也有巨大的价值。然而通常人们不会意识到自己从自然之中获得的益处,以至于人们发展时忽视自然,掠夺性地利用生物多样性,使那些直接依赖于自然而生活的人们受到影响。社会的发展并不总是需要以牺牲自然的价值或是地球的存续为代价。


我们希望创造一个人类采取行动保护自然,从而使自己的生活得到充实和满足的世界。今天,截然相反的循环主导着世界,社会常常对自然过度利用以致造成损害,同时也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贫穷。


推动系统性的改变意味着我们需要使实地工作产生更大的影响。


我们面临的问题十分艰巨并且瞬息万变。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需要产生尽可能大的影响。我们鼓励在实地进行创新和试验以寻求可以驱动系统性改变的多种行动。我们的项目地便是这些创新保护方案的试验田,帮助试炼出那些能够作为模式推广到其他地方的方法。在所有的工作中,我们都致力于通过系统的规划使保护行动的影响升级。


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证据的力量,充分利用我们共同的保护经验和知识。


对于哪些工作对自然有效、哪些无效的信息的获取可以加速系统性改变的发生。我们尤其重视推动、使用和交流那些在世界各地开展的保护策略背后所依赖的事实和证据,这些事实和证据是整个保护运动的知识财富。我们期望构建一个全球的自然保护知识网络,吸取和容纳我们从实地保护的试验和创新,以及从那些从更广大的保护群体、本地居民、企业、大学、政府,以及其他来源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



我们的工作方法:


在“自然保护系统工程”(Conservation by Design,CbD)的指引下展望未来,甄选需要优先保护的区域和生物多样性,制定保护对策,产生切实而持久的保护成效,并通过衡量保护的投入和产出,进一步改进和提升。TNC以前惯常对应该在哪里进行保护(如生态区评估)和应该如何开展保护行动(如保护行动规划)的问题分别按次序进行分析。随着我们的策略不断多元化和复杂化,我们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引领系统性改变发生的需求不断增加,CbD正向将这两种分析方法整合和进一步拓展的方向发展,以反映社会与自然系统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支撑我们在这样的综合系统中创造人与自然良性循环的美好愿景。




明确问题和目标


工作方法的第一步,是明确在社会生态系统的大背景下,自然及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在这个阶段,广泛发动利益相关群体和合作伙伴,并将目前的已知事实证据纳入考虑十分重要。这个步骤可能会揭示系统内部出人意料的相互联系,或是发现能够加强人与自然有机联系的新机遇。现状分析的核心是能够揭示系统内部关键的正面和负面因果关系的概念模型。现状分析有助于设定保护目标,形成对基于实地的保护和策略驱动的保护之间如何相辅相成的解决方案。大尺度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是在这个阶段确定的。同时,我们还利用现状分析来寻找在实现保护目标同时能够推动人类福祉的机会,例如,提高食物和用水安全,减少气候风险,或者提供替代生计。

 
绘制策略及地点图


在明确了保护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后,我们便着手制定保护策略与机遇图,以确定相对应的保护行动和项目地组合来应对挑战。与之前不同的是,以前我们将在哪儿保护和如何保护两个问题依次分析,而现在则同时考虑这两个问题。对于能够使协会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起到最大化影响的策略和地点组合,我们将其作为优先重点。当我们选择保护策略和地点时,会将局域尺度的保护需求与更大尺度乃至全球的需求联系在一起。我们会考虑自身是否能够产生足够的影响以触发改变,并选择那些能够推动系统性改变的保护策略与地点。


界定可衡量的预期成果


为了明确和推动保护策略,我们必须清晰地描述策略的实施预期为自然和人类带来的近期和远期成效。当实施那些已经被实效验证过的策略时(例如恢复贝类礁石),已有的证据能够帮助设定现实的可达成的目标。另一些时候,我们也会冒着经过预测的风险在那些验证概念的项目中试验新的策略。对于这个类型的项目,我们必须更严格地审视已有的证据基础以推测策略的可能影响、成本、收益和我们最终的投资收益比。在两种情况下,界定可衡量的预期成果都能够帮助我们评估策略的有效性并驱使我们不断学习。


采取保护行动


协会的工作跨越了多个尺度,包含了极其多样的系统以及多种合作伙伴关系。随着项目越来越复杂和新颖,协会的工作越来多地成为了验证概念的试验,帮助我们测试新的策略、评估可行性并了解其风险和成本。在每一次试验过程中,协会都需要再次审视支持这个策略的证据基础,保障我们的项目和合作伙伴关系有组织地高效地实施适应性管理,按照合理的逻辑设计和进行,并且从中获得的经验能够成为支持我们推进的有力证据。


评估和调整


自从自然保护系统工程产生,协会就一直致力于监测进展。随着我们对于证明保护行动对人类影响的需求越来越明确,监测和评估就显得愈加重要。以前,我们的监测和评估往往是对于我们购买或管理的土地上的生物多样性指标进行跟踪。而现在,评估不仅仅包括实地数据,也需要包括别人发表的证据、访谈、遥感卫星数据,甚至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也就是说,在全球挑战和大数据时代的监测和调整已经不是少部分协会员工能够完成的工作,而是需要获取并评估整个协会以及全球范围内产生的证据。我们应用已有的证据基础来简化监测的设计,集中精力和资源在那些我们对于成果的理解最为薄弱的环节。基于这些量身定制的监测工作和在规划及行动的各个阶段总结得到的经验,我们就能够基于什么样的工作最为有效来调整管理行动,并且为更大范围的证据基础贡献经验。重新审视证据基础的频率取决于保护措施的不确定性。在一个项目中我们可能每年都需要回头审视证据,而在另一个项目中可能只需要在项目进行十年之后再回头审视证据。


作为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机构,我们对于证据尤为重视。在这一版的“自然保护系统工程”中,我们强调证据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方法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元素。今天,证据基础虽然还很薄弱,但对于利用有效资源形成系统性改变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期望将自己作为保护证据的收集者,帮助证据基础持续扩大的创新者,以及关键的信息交流枢纽以推动我们的经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分享,我们的工作基于其他人的经验得以提升。基于这些证据基础,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智力资本,贡献我们学到的经验以推动更大范围的保护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