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于自然研究和一线保护实践之中。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亚太地区性别与平等事务总监罗宾·詹姆斯（Robyn James）研究了制度和文化障碍如何阻碍女性参与和领导保护工作。消除障碍不仅仅是道德义务，也会提高保护工作的效能。

专业的自然保护工作者在你心中是什么形象？

一个穿着徒步旅行装备的男人正在国家公园小道上跋涉？一个穿着全套潜水装备的男性海洋生物学家在海底调查珊瑚礁多样性？还是一个身穿制服的男性巡护员用望远镜寻找草原上的大象偷猎者？

当我想到保护工作者的时候，我脑中浮现的是一位来自所罗门群岛带着笑容的女性，她穿着裙子和T恤，在她70年的生命中，第一次用浮潜器和面罩亲眼看到了她所保护的奇妙珊瑚礁。这可能和大家的印象不同，但我愿尽全力改变人们心中保护工作者的形象。

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普遍存在，在自然保护领域同样如此。

25年前，我的职业生涯开始了，当时我在澳大利亚的偏远地区担任野生动植物巡护员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大家认为，给袋鼠贴标签和追踪鳄鱼对女性来说不安全（可鳄鱼不管你是谁）；处理枪支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实际并非如此，我接受过专业训练）；我曾因工作对女性来说“太过辛苦”被拒绝；育儿会影响到我的实地工作（但每个人都应取得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

肯尼亚妇女在种植红树林幼苗。© Roshni Lodhia

我所受到的这些不平等和歧视还仅仅是针对一个高收入国家享有“特权”的白人女性；相比之下，其他很多女性可能会由于种族、民族和地域等交叉问题面临更严重的情况。

全球范围内，性别平等进展缓慢。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19年的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只有不到10%的野生动植物巡护员是女性。而且，尽管女性在保护科学毕业生的占比超过50%，但她们却无奈地表示，高级职位上经常看不到她们的身影。

与商业和学术领域一样，自然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男性在实地工作和领导职位方面比例过高，而女性往往被认为更适合辅助角色和偏“软技能”的工作，如沟通和行政管理。这是解决性别不平等需要应对的结构性问题，我们需要改变对保护内容和对象的理解。

像大自然保护协会（TNC）这样的全球性自然保护组织，需要思考是谁在指引科学。

最近，我和我的研究小组分析了TNC作者在已发表科学论文中的性别，发现从1968年到2019年，科学论文中只有36%的TNC作者是女性，第一作者中的女性比例更少。而且，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低收入国家）的女性作者占比不到2%。虽然联合国的估计显示，因气候相关影响而流离失所的人中女性占80%，但女性在引领研究方面的占比却最低。受影响最大的人需要参与问题的理解和决策当中。而且，研究团队性别多样性的提高会带来更多的科研成果。女性失声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一名妇女在印度尼西亚瓦卡托比国家公园旺吉旺吉岛的里雅村的码头上收割海藻。© Bridget Besaw

我们在研究中也提出了纠正这种性别不平衡的解决方法：不断解决招聘系统中的性别歧视问题，覆盖雇用、薪酬、福利和晋升等各个环节；为女性科学家和实地工作人员提供研究、出版和翻译支持；确保女性最终不会承担不合理的办公室内务或行政工作；将从事其他无形劳动（如数据输入和文献综述）的女性设为共同作者。男性在纠正这种不平衡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努力了解性别不平等和歧视，经常与女性合作，包容并公平地承认所有的贡献。

科学之外，如果想让保护工作尽可能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我们还必须解决项目选择和设计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很多自然保护和气候项目的设计几乎没有女性的参与，女性的知识没有得到重视。我们应该自问：“这项工作对谁的损失或收益最大，他/她们参与其中了吗？”所以，在设计项目时，我们不仅要问自己听到了什么，还要问我们没有听到什么。

从事野外消防工作的TNC女性工作人员。© Eric Aldrich/TNC

2021年，在格拉斯哥COP26气候大会上，一项研究发现，在最重要的全体会议上，男性发言时间占了74%。第二年，在沙姆沙伊赫召开的气候大会上，出席的110位世界领导人中，只有7位（不到6%）是女性。在我个人的经历中，我经常看到女性参加会议，但发声的几乎都是男性。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刻意努力，保障女性的发言权，同时提醒男同事让女性发声，包括一对一对话、调研和小组讨论。

女性参与对话会丰富我们对资源的理解。我在工作的沿海社区经常看到这样的例子：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只有男性拥有船只，可以进入外礁捕鱼。但是，妇女往往没有船，或者没有更多机会乘船，她们没有学过游泳，还要承担照顾子女的大部分责任，所以她们通常是靠近海岸的地方活动。对女性来说，对她们最重要的区域和男性是有巨大差距的，如岸边的红树林对女性来说更为重要。

巴布亚新几内亚妇女在接受生态保护培训。她们学习了不同的红树林物种以及如何恢复它们。© Ruth Konia/TNC

我在TNC的团队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广泛调研，并与当地女性和社区开展了对话，以便更清楚地了解沿海红树林的重要性和造成森林损失的主要因素。然后，我们支持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女性设计一个女性所有和领导的新项目，最后创建了Mangoro Market Meri，让妇女及其社区参与红树林的可持续管理当中。该项目让妇女从潮汐区域获得食物，并保障食物质量和可持续性，提高了女性和她们家庭的收入。

我们也在确保女性的资源不会被剥夺，在红树林的碳储存潜力得到重视的背景下，让这些女性引导科学和政策的发展。最开始的市场是泥蟹、木柴和贝类，但后来突然许多人开始对红树林碳市场感兴趣。如果当地女性所有资源的经济价值突然抬高，她们的处境反而会恶化，甚至面临暴力的风险，这种情况就出现在新兴的碳市场中。男性兴趣满满，而女性受到排挤。这项挑战性的工作理应让女性参与其中。

罗宾·詹姆斯（中）在所罗门群岛的阿纳文群岛见到了KAWAKI的领袖Lavinia Pupuru（左）和Dillie Maezama。© Regina Lepping

我坚信，我们应该以身作则，确保自己的团队实现性别多样性。我们不仅能够树立榜样，也能通过多样化的声音、技能和领导风格来优化组织。同样，我们不能把所有女性看作是单一的一个群体，来自世界不同文化和地区的女性有着不同的需求，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我们要打开思维，不仅思考保护的是“谁”，还要思考“如何”保护。在我们的组织和所服务的社区当中，女性承担着照顾孩子和老人等家庭管理的大部分负担，我们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需要问一问，进行日常保护工作的工作人员是否拥有所需的资源，是否有医疗保健、儿童护理和管理任务所需的资金？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答案是否定的。当地的卫生系统不完善，我们的Mangoro Market Meri的工作人员经常驻扎在偏远的村庄，无法获得普通的医疗服务和建议。所以，我们开展了一个试点，通过远程医疗将当地女性与澳大利亚的医生进行对接，获得医疗建议。这个试点对很多人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甚至拯救了生命。女性及家人的健康因此得到改善，她们的工作效率得以提升，保护工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这样的例子被认为是传统保护范围之外的。毕竟，我们是在保护自然，而不是改造社会。但保护工作成败与否，最终取决于人。我非常自豪，我的机构支持我的工作，支持我以这种方式思考保护问题，让我能推行更全面的解决方案。

证据显示，当被倾听的声音更加多样，当所有性别都参与决策时，保护工作就会更有成效。例如，菲律宾一些最成功的海洋保护区是由女性管理的。印度和尼泊尔的指导方针保障女性在当地森林管理委员会中的成员资格。印度规定，妇女在执行机构中至少占33%，而尼泊尔则规定占50%。如果严格遵守这些准则，当地的自然资源管理便会得到相应的改善。

所罗门群岛的女性自然保护团体KAWAKI。© Katherine Cranney

我亲眼看到过，一旦男性认识到了女性的宝贵贡献，对她们的成功感到欣慰而不是视为威胁，那男性就可能成为女性最大的支持者。例如，所罗门群岛的首个国家公园Arnavon社区海洋公园是极度濒危的玳瑁的重要筑巢地。我们在这里工作了8年多，在当地发展和支持了一个名为KAWAKI的女性保护团体。

刚开始时，女性完全没有参与公园及其管理中，因为男性普遍怀疑女性，甚至对女性充满敌意。但女性坚定地认为，她们想参与保护工作，所以在她们的引领下，我们坚持了下来。今天，KAWAKI已经从2015年的3个人发展到了400个活跃成员，参与到公园管理之中，并与护林员制定了联合工作计划。

最近，我到Arnavon群岛考察，工作了近30年的护林员长告诉我，KAWAKI是当地保护工作中最大的成就。许多护林员已经成为女性最大的支持者。

消除保护工作中的性别不平等，是指认识到女性不应该要适应一个不为她们设计的现有体系。消除性别不平等会使保护工作更公平、更有效。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胜利，对我们的星球也是如此。